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《三重门》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，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，风沙满天，建筑土气，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。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，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，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，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，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，觉得上海什么都好，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。

那人一拍机盖说：好，哥们，那就帮我改个法拉利吧。

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，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，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，一部车子的后座。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，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，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，是否可以让他安静。

我曾经说过中国教育之所以差是因为教师的水平差。

之后马上有人提出要和老夏跑一场，然后掏出五百块钱放在头盔里。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这个车队就是干这个的。

然后我去买去上海的火车票，被告之只能买到三天后的。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坐上汽车到了天津，去塘沽绕了一圈以后去买到上海的票子，被告之要等五天，然后我坐上一部去济南的长途客车，早上到了济南，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，爬上去上海的火车，在火车上补了票，睡在地上，一身臭汗到了南京，觉得一定要下车活动一下，顺便上了个厕所，等我出来的时候，看见我的车已经在缓缓滑动，顿时觉得眼前的上海飞了。于是我迅速到南京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，在高速公路上睡了六个钟头终于到达五角场那里一个汽车站，我下车马上进同济大学吃了个饭，叫了部车到地铁，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五回，最后坐到上海南站，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，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睡下，每天晚上去武林路洗头，一天爬北高峰三次，傍晚到浙大踢球，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到睡觉。这样的生活延续到我没有钱为止。

当年冬天一月，我开车去吴淞口看长江，可能看得过于入神，所以用眼过度，开车回来的时候在逸仙路高架上睡着。躺医院一个礼拜，期间收到很多贺卡，全部送给护士。